预付费动辄高达10万元 困在非学科类培训“大课包”里的家长

“真打水漂了？”北京家长郭女士反复询问身边的朋友。3月初，之前给孩子报名的艺术培训机构因资金周转问题突然停课，她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的未消课时费还有3万余元。

日前，部分知名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疑似“爆雷”，引发广泛关注。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，在非学科类培训市场上，价格高昂的“大课包”仍有销售，机构师资力量参差不齐、流动性强，甚至有培训机构在还有大量家长未消课费用的情况下，在各个“老板”之间转包，这些都给消费者带来了潜在的风险。

3月13日，教育部、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针对校外培训的提示，提醒学生家长在支付培训费用时，不要支付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；非学科类培训一次支付不超过5000元限额的费用，避免退费纠纷和“卷钱跑路”风险。同时，要警惕以“充值赠送”等方式诱导超时段、超限额收费。

预付费课包动辄高达10万元

2021年7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（简称“双减”）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学科类培训治理取得阶段性进展。在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受到大幅压减的同时，非学科类培训存在问题也开始凸显。

3月2日，知名艺术类教育机构“桔子树”（北京桔子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，以下简称桔子树）宣布暂停所有校区运营7-10天的消息，引发网络关注。有知情人透露，该机构在京的17家校区或涉及9万人次的学员，700多名教师，所欠费用涉及未消课时费和教职员工工资。

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“大课包”是桔子树一贯的销售策略。在一个近400人的微信维权群里，家长自发接龙统计缴纳的费用等情况，其中频现“大课包”的身影，1万余元的实际缴费可获赠课上万元，多名家长一次性缴费金额超过2万元，有家长实际缴费金额甚至高达4.2万元。

“孩子在这里上声乐和钢琴两门课，桔子树课包的赠课很多，买的课程越多单价越便宜。”孩子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桔子树校区上课的高女士介绍，目前就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从幼儿园起便在桔子树学习，早几年在桔子树购买的课包为一万余元，近两年，该机构课包的价格逐渐水涨船高。

高女士最近一次购买课包是在2022年初，共消费了2.8万元，加上赠课可以得到合计3万余元的课时费，换算下来单次课程也便宜了一些。

她介绍，往往还剩余很多课时，培训机构的老师就会推荐新的优惠活动。2023年2月，她的课包里还有1.5万元未消费用，又接到了老师的电话，“让我再缴一万元，他们年底冲业绩，还好没续费，要不损失更惨重。”高女士气愤地说。

在一个有关桔子树维权的微信群里，家长们反映购买的都是大课包，一位家长坦言，在2021年9月，自己交了10万元购课，“我学了吉他，孩子学的钢琴、乐理和美术，所以买的时候没觉得多，就是划课时，想着两三年怎么也用完了”。

在上述家长提供的多份“桔子树学习卡价格”表上，记者发现，该机构的课包从1万元到10万元不等，10万元的课包被称为“博学卡”，最低1万元的课包被称为“畅学卡”。销售分卡面金额、实缴金额和赠送金额，折合下来，购买10万元的卡，可获得17.5万元的卡内总额。

在艺术类培训行业中，大课包早已不是新鲜事。孩子在北京市丰台区一家舞蹈类培训机构上课的许女士告诉记者，就在3月10日这周，机构老师还在不断给她推荐大课包，价格为16700/48课时。“老师跟我说，如果有后续持续学的想法，建议续费48或96课时，96课时差不多要3万多元了。”许女士说道。

事实上，为防范“退费难”“卷钱跑路”等问题，教育部门早已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作出相关规定。2021年10月，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发布《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，其中明确，“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不得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训费用。校外培训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，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、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。”

2022年12月，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《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再次强调了上述规定，同时，在一次性收费的金额方面，《意见》新增了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的规定，防止一次性收费过多增加资金风险和家长负担。

“巧立名目” 诱导家长购买大课包

2月底，在给孩子的乐器班交培训费时，北京家长郭先生被培训机构老师推荐了5200元、7800元两种课包，后者赠送课程更多一些，“区文旅局给我们下过文，说不能超过5000元，但谁听啊？”教务老师说得很直白。

记者注意到，2023年1月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印发了《北京市营利性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课程预付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其中对相应艺术机构售课、收款方式等经营行为有明确规定：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超过60课时或时间跨度超过90日的培训费用，且不得超过5000元。该办法将于今年4月10日起实施。

许女士介绍，舞蹈老师推销上万元大课包时，她也提到了上述文件的要求，却被老师告知，政策执行后将涨价，建议她赶紧下单。

许女士提供的和老师的聊天记录显示，对方称上述管理办法实施后，该机构的收费将改为4500元/12课时，每课时费用近400元，而购买老师推荐的大课包，单价可以便宜一百多元。“买大课包有风险，不买又要涨价，太纠结了！”许女士苦笑道。

此外，培训机构诱导家长购买大课包的说辞还有很多，除了以艺术类学习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之外，还会抓住家长的痛点。

此前，孩子在Isee灰姑娘燕郊中心店学舞蹈的李女士就坦言，老师一句“你看你驼背，不想让孩子将来也这样吧？”让她为此付出了两万余元购买大课包，希望孩子未来能有一个好体形。没想到，最后课还没上完，校区已倒闭。

记者注意到，除了艺术类培训，体育、科技等非学科类校外项目也存在销售大课包的情况，销售策略多样。孩子在北京亦庄一家乐高中心学机器人课程的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，购买大课包是课程所需。

“级别越高课时费越高，以我儿子现在的级别，上一次课两个小时左右，需要划消两到三个课时，尤其到了参加编程、机器人比赛课时，会有赛前集训，会消耗20多节课时。”王女士介绍，因此，她每次续费都会一次性购买96节课，或者114节课。

“老师说‘你儿子参加的比赛多啊’，我一想也是，就趁活动买了大课包。”王女士无奈地说道。

悄然变更的法定代表人

今年2月中旬，Isee灰姑娘芭蕾舞培训机构燕郊中心疑似“爆雷”。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运营这家门店的公司名为三河市艺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，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“爆雷”前不久发生了变更。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，2023年1月9日，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包全莹，合伙股东为颜晓光。培训班倒闭后，颜晓光向家长们承认，自己并没有运营培训机构的能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，短短的半年内，颜晓光和包全莹承接了北京舞美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、三河市艺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、北京酷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三家教育培训机构。

记者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查询后发现，颜晓光已于2022年3月被顺义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身背限制消费令，但此后，他仍然成为了上述三家机构的股东。

曾经营过多家小型培训机构的业内人士李雪（化名）坦言，培训机构在经营者手中转来转去早已不是业内的“新鲜事”。

“如果直接开一家教培机构可能一个月都没有客户，买一家机构等于直接买来了家长资源，养肥了再卖出去。”李雪介绍，这套经营逻辑早在学科类培训火热时便有机构按此实施。即便从别人手中买下的培训机构还欠着学员的大笔未消预付费，只要运营得当，不仅能让原客户继续付费学习，新的客户也会源源不断地进来。

然而，这种经营模式对家长们来说却意味着极大风险。

王女士表示，去年8月，儿子所在的机器人培训机构因为股东之间的转让纠纷一度关停，在家长们维权之下，终于找到了接盘的新股东。“如果想在机构继续学，每消耗一课时，家长们多给新经营人50元，相当于给一些运营成本。”王女士说。

李雪透露，培训机构之间买卖、转让更换法定代表人是常事，“甚至可以不用自己担任法人，随便找个农村的亲戚来当，其名下也没有房产、财产，就算出了问题，也无法执行，有的机构就是这样跑路的。”

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确实有不少培训机构直到“爆雷”那一刻，家长们才发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悄然发生了变化，这亦给消费者维权带来了困难。

2022年4月，老牌早教机构NYC纽约国际儿童俱乐部位于北京大兴区旧宫、北京双井富力城等的校区“爆雷”，维权时，家长们才得知，这家公司全称为纽克乐博教育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，曾在2021年8月31日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素英。而后者是一名“失信执行人”，早在2021年1月18日，张素英便因其名下的北京君合子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，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颁布限制消费令。彼时，其担任六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身背四条限制消费令。

培训机构经营者花钱找下家“接盘”

如果没有看到Isee灰姑娘芭蕾舞培训机构燕郊中心“爆雷”的消息，北京酷迈体育培训班的家长们仍以为可以尽快复课。

家长张女士介绍，因经营问题，2022年10月，北京酷迈体育的原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将机构出兑给了颜晓光。当时，因为疫情影响，机构承诺2023年2月5日开课。

然而，复课时间一拖再拖，直到家长们在新闻中发现，颜晓光同时是三河市艺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，才开始找酷迈体育原法定代表人，要求维权。

北京酷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前股东刘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，该机构有8000余家长、价值150余万元的未消课时费，这些预付费用已经用于支付老师工资和房租。

去年8月，刘先生自觉已无力经营机构，于是希望找人出兑，并联系上一位姓靳的中间人。在了解到该机构欠费情况后，对方说花35万元可以找人收下这家机构并继续经营。

“我们当时以为出兑机构能挣钱，没想到还得花钱。”该机构一名体育教师回忆道。

刘先生介绍，在公司出兑前已经结清了老师的费用和房租，希望对方能够带领原班人马继续经营公司。他出具的聊天记录显示，靳某告诉他颜晓光有自己的团队，可以继续运营该机构。在完成变更后，颜晓光通过微信回复他，“一定好好做。”

然而，去年10月，在完成培训机构的转让手续后，开课了一周左右便遇上新冠疫情。后者也未再继续缴纳房租和老师工资。家长们和老师反映，只要家长催促，对方便以没钱为由拖着不开课。

2月22日、3月15日，记者分别联系上颜晓光、包全莹，二人均称接下这几家门店是“被骗了”，“钱被中间人拿走了”。包全莹说，颜晓光之前是开饭店的，并没有培训机构的运营经验。而对于颜晓光是失信被执行人、没有培训机构运营经验为何还要承接三家培训机构的问题，对方只说“不懂”“被骗了”“没有钱”。

如今，酷迈体育位于通州区东郎文创园的门店大门紧锁，家长们还在通过诉讼等方式维权。

专家建议规范非学科类培训师资、统筹治理

预付费之外，教师资质也是非学科类培训存在问题较多的方面。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教师资质问题尚未有明确界定，仅就艺术机构而言，有的老师是有舞台表演经验的演员，有的则是音乐艺术类院校的毕业生。

因受市场、发展环境等因素影响，教师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间的流动性也比较大。家长王女士给孩子报名了一家小规模的舞蹈机构，她告诉记者，就在年前，机构里的老师跳槽到了桔子树，因对方一直开不出老师工资，老师又跳回了这一培训机构。

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席王黎光便带来了《确立教师资格审核标准 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》的提案。他表示，目前，非学科类培训师资问题凸显，一些机构的培训教师鱼龙混杂、牟利营销、无视质量，扰乱了行业发展秩序，侵害了音乐爱好者学习音乐的合法权益。

“前一阶段确实在校外培训中，商业化运作中的‘商’字跑得太快。教育不能建立在金钱之上。艺术净化心灵、塑造人格，但完全建立在商业操作上，最后一定会有乱象。”王黎光认为，首先应提高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，其次明确什么样的师资才能够从事艺术培训。

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师应该满足哪些要求？王黎光认为，音乐院校本科毕业以上的具备这种资质。此外，一些虽没有专业院校文凭，但长期在一线做艺术实践并有着丰富经验的教育人才，也是可以作为艺术培训教师的。

“不是说只有专业院校的师资才够条件，有着丰富艺术教育积累的人是完全有资格做教师的。但必须有个评判的标准，不能口头空讲。”王黎光认为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教师也要有教师资格证，建立数据库，有资格的人录入数据库，家长们能够查询到入库教师信息。

“培训懂得美的孩子，要靠有教学能力的师资，这样才能真正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做起来。”王黎光表示。

记者注意到，在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《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》时，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解读《意见》时也提到了师资条件方面的规定，即所聘用从事培训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体育、文化艺术、科技等相应类别的职业（专业）能力（具体由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明确）或具有相应类别的教师资格证，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在岗教师（含民办中小学在职在岗教师），聘用外籍人员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

如何破解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乱象？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督学、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专家委员会主任刘林建议，首先需要有一个高层次、专门的部门统筹协调，实现基本标准、基本规定的相对统一。其次，要在前期阶段，针对风险进行摸排预判。

“总之要实现校外培训机构都要有证（办学许可证）有照（营业执照），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起来、发证，然后到民政部门或者工商部门去领证。这一点，北京的专班在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治理工作中已有了突出成效。”刘林表示。

按《意见》要求，2023年6月底，各地非学科类培训政策制度体系基本建立，常态化监管机制基本健全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基本解决。

据教育部官网公布的信息，目前，北京市、天津市等已出台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，明确了审批登记流程。在标准中，对办学许可审批、场所面积、开办资金、消防及安全管理、师资配备等作出了明确要求，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。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抓好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。